中新社北京3月6日電 題：為何說“中國在梁莊”？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梁鴻

　　中新社記者 曾玥

　　在非虛構文學作品《中國在梁莊》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段話：“對于中國來說，梁莊不為人所知，因為它是中國無數相似的村莊之一，并無特殊之處。但是，從梁莊出發，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形象。”

　　過去十余年間，這本書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梁鴻多次重返其故鄉，位于中國河南省鄧州市的梁莊，先后寫下“梁莊三部曲”《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在不斷逃離梁莊中試圖建構梁莊”。

　　為何說“中國在梁莊”？中國鄉土文學如何在海內外引發共鳴？近日，梁鴻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梁莊及其背后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十余年間，梁莊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

　　梁鴻：直觀來看，梁莊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已顯著改善，溫飽、教育、養老等基本問題得到保障，坑塘和老屋逐漸消失，新修道路和新建房屋不斷涌現。隨著時間推移，梁莊在自然地向前走，這些變化與中國整體的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

　　變化同樣發生在梁莊的“湍水”之上。對梁莊人而言，“湍水”既是梁莊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幾年來，河流污染狀況明顯好轉。南水北調工程使一條自南向北的大河橫跨在“湍水”上，形成了二者并存的空間格局，改變了原有的地理形態，也在某種意義上印證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古語。

　　“湍水”不僅構成了梁莊的空間和景致，也滋養著梁莊人的成長。同時，它亦有自身的生長節律，始終處于一種動態、有機而富于生命力的狀態。在我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河，而梁莊的“湍水”，正是我對故土情感的寄托與投射。

　　在社會結構層面，以梁莊為代表的農村顯現出新的面貌。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發展，以血緣親疏為核心的差序格局逐漸從鄉村遷移并嵌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外出務工的梁莊人開始回流，深植于農業文明中的“鄉土經驗”仍深藏在人們內心深處，影響他們在“離鄉”與“返鄉”之間的抉擇。

　　中新社記者：2013年，《出梁莊記》問世，同年您也“走出梁莊”赴美國杜克大學訪學。這段經歷對于您觀察故鄉和書寫中國產生了什么影響？

　　梁鴻：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農業文明史的國家而言，土地始終是重要的物質依托和情感根基。而西方社會較早進入工業化進程，其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與中國存在顯著差異。

　　行走本身便會帶來觀念的碰撞。異國訪學的經歷，讓我更直觀地感受到世界的廣闊與人類生活形態的多樣，也促使我以更加整體的視角重新思考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民、農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

　　但作為一個在中國農村出生和成長的人，我始終難以擺脫“原鄉思維”。故鄉的村莊和土地既是我生命的起點，也是我思維的原點。因此當我走遠再回望時，反而能從遠距離中獲得更深層次的體悟，思索情感來源、生存形態以及社會現實。

　　正如我在“梁莊三部曲”的總序中所寫，無論是思想還是行為，出走、遠行都是一種象征，既為了更清晰地界定你曾經“在”的地方，也是在擴張自己思想的邊界，以更準確地理解那個曾經的“在”。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理解文學的中國性和中國文學的世界性？

　　梁鴻：任何族群的文學都具有其獨特性。個體的生活經驗總是或深或淺地嵌入特定的地域、歷史與群體經驗之中，正是這些多元而具體的獨特性，共同交織成這個世界，形成所謂“世界性”。

　　寫作時我并未刻意追求“中國性”或“世界性”，而是關注書寫對象的生存狀態，以及這種狀態在中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具有的象征意義和思辨價值。當細節被充分捕捉，當文學建立在對土地和人物的深刻理解之上，作品反而更具普遍性。

　　因此我認為，作家應主動打開視野，用更宏闊的思維框架面對和思考自身生活，把在地生活寫得細致，充分呈現其中的情感結構、生存邏輯和個體狀態。一個村莊的生活形態本質上也是人類生活整體的一部分，文字越是具體、真實、準確、細膩，文學越容易超越地域，走向世界。

　　文學和社會生活之間并非簡單的“反映”與“被反映”，而是辯證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中國數千年的農業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著社會結構和精神文化。因此，作家應立足于中國的土地和歷史，從自身所處的現實出發，理解并回應當代社會。

　　中新社記者：“梁莊三部曲”的海外傳播效果如何？其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引發共鳴的原因是什么？

　　梁鴻：目前，《中國在梁莊》已出版英、法、日、韓、德等多語種譯本，并有俄語等語言的節選譯介。

　　維也納老鐵匠文學藝術協會秘書長沃爾特·范姆勒(Walter Famler，又譯作瓦爾特·法姆勒)曾告訴我，他讀完英文版《中國在梁莊》后很受啟發，甚至萌生了書寫奧地利村莊的沖動。他不僅將《中國在梁莊》推薦給奧地利讀者，還極力促成了這本書的德文翻譯。這讓我發現，書中呈現的觀察視角和思考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夠啟發不同國度的讀者從這一路徑出發反觀自身。

　　在海外的生活體驗與學術討論中，他者的視角同樣促使我重新認識自身文化。比如在翻譯《出梁莊記》時，一名奧地利譯者對書中復雜的親屬關系感到困惑。這讓我意識到，中國傳統親屬關系是一種獨特的親疏序列和文化樣態，是中國社會中的重要關系網絡，書寫時需要思考如何向外界更清晰地闡釋這些親屬關系，及其在家庭生活和社會運行中的意義。

　　某種意義上，梁莊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縮影。細致呈現它的命運沉浮，是為折射出整條河流的樣態，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讀者“走進”梁莊，會看到一個個真實、鮮活、生動的人，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并由此產生共鳴，發現書中的“他們”也是“我們”。

　　同樣，當我們走進世界的其他地方，面對的也始終是具體的生命個體，而非抽象的標簽概念。文學正是通過具體而真實的書寫，幫助我們擺脫偏見，穿透抽象的概念符號，看見彼此的生活與情感，從而以更加開闊和思辨的目光看待差異，促進更深層次的交流與理解。

　　正如人們常說，文學是“人學”——沉浸其中，人們以共通的情感照見彼此，由此連接起更廣闊的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梁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研究方向主要為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關系研究，曾赴美國杜克大學訪學，著有“梁莊三部曲”《出梁莊記》《中國在梁莊》《梁莊十年》，以及《梁光正的光》《要有光》等作品，其作品曾獲2013年度中國好書、第二屆朱自清散文獎、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