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18日電 題：為何說儒家思想具有“音樂性”？

　　——專訪美籍漢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

　　中新社記者 曾玥

　　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兩千多年前中國先哲的思想精華，似乎在美籍漢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 Ames)身上應驗——他曾醉心于寫詩，18歲時遠赴中國香港尋找新的詩歌創作體驗。這次東方之旅意外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深耕中國哲學的研究之路自此而始。

　　數十年如一日，安樂哲深入探索儒家思想對于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他發現，儒家禮學對西方哲學發展具有借鑒意義，并進一步提出儒家思想具有“音樂性”的特征。近期，安樂哲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其個人經歷與學術研究出發，闡述這種“音樂性”背后的深意與哲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數智時代，儒家思想有何特殊價值？

　　安樂哲：我認為當下除了談論人工智能，也應關注自然智能(Natural Intelligence，NI)，以超越技術本身的視角看待人類的知識、才能和智慧，思考如何更好協調自然環境與人類經驗，構建更美好的世界。如果我們要探討數字技術并使用這些技術持續推進人類文明進程，就必須讓技術與人類的價值觀和優良實踐相契合。

　　立足這一背景，儒家思想并不排斥現代性與全球化。相反，它提供了一種“靈活、開放的智能”。

　　在《論語》中，孔子談到“四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不主觀臆斷；“毋必”，不絕對肯定；“毋固”，不固執己見；“毋我”，不唯我獨尊。縱觀儒家傳統，其思想始終隨時代不斷發展，具有融合性和開放性。

　　我認為，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哲學生生不息的思維方式，體現了有別于“本體論”(Ontology)的“生生論”(Zoetology)，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核心是宇宙萬物的動態發展。“共生”這個概念，意在充分發揮各類要素的價值，以達“生生”的平衡。

　　事實上，儒家思想中的包容性共生理念，在不斷變化的世界文化秩序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環顧全球，我們正面臨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惡化、疫病蔓延、糧食與水資源短缺、收入不平等、恐怖主義等一系列難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立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同主體攜手合作、協同應對。鑒于此，儒家倫理中關于“家”的理念可為當下提供借鑒——我們應將世界視為一個共享的、互敬的“大家庭”，追求“天下一家”。

　　儒家思想是進步的、發展的，其經久不衰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理論深度，更在于它建立在對實實在在的人的直接關懷之上。歷經悠久歲月，儒家思想已成為世界文化演進的重要資源之一。

　　中新社記者：您深耕哲學研究多年，為何對儒家思想情有獨鐘？

　　安樂哲：早年間，我曾醉心于寫詩。后來在香港學習的經歷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使我決心深耕哲學研究至今。

　　人們常說，亞里士多德將人類定義為一種具有“logos”(邏各斯)的存在。“logos”指理性，也意味著語言——人是“語言動物”。真正的自我在于“我”與世界的對話。對我而言，最好的哲學是能產生實際影響并能真正改變世界的哲學。我對純技術、抽象的哲學問題不感興趣，我更關心哲學家如何創造智慧，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哲學肩負著將智慧、優雅與審美相統一的責任，即充分利用一切資源創造美的事物。如果說語言的最高形態是詩，那么哲學的最高形態便是“詩性哲學”。

　　儒家思想恰恰蘊含著富有生命色彩的詩性智慧，它的思維方式具有“音樂性”，既尊重差異，也追求整體和諧。

　　在我看來，“和”的核心內涵與“共生”一致，不僅指向表面的和諧，更是一種通過動態互動平衡差異、實現創造性成果的努力。古希臘哲學專注于“形式”(理念)，認為“形式”(理念)是不變的、永恒的；但儒家傳統主張“生生不息”，講述“變化”。如果“變化”是真實的，那么“形式”便成了“韻律”和“音樂”。

　　《毛詩序》中提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樂是人類表達自我、傳遞情感的重要方式，隨著情感共鳴增強，人們由言而歌、由歌而舞。

　　文化之間的交往也與此相通。當不同文明在交流中不斷加深理解，情感共振便自然產生，令人心向往之、沉浸其中，甚至為之詠歌和起舞。正是在這樣的互動中，人們彼此走近，在相互理解中建立聯系，并逐漸認識到彼此相互依存，進而體會到“鄰國發展得更好，我也會更加受益”的道理。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從文明互鑒的視角看，“樂之”不僅意味著以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為樂，還指向一種更高層次的認同與呼應——若以音樂作比，最理想的狀態并非不同文明各自獨奏，而是彼此交融、一起“合奏”。

　　總的來說，儒家思想通過尊重差異、協調關系，實現個人價值與集體福祉的平衡，構建更深層次的多樣性，為現代社會的價值追求提供了獨特視角。“共生”的意義也在于此。

　　中新社記者：您的研究成果和典籍譯作激勵了不少西方學者投身中國哲學和歷史研究，其中不乏青年人才。您如何看待這種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的傳承？

　　安樂哲：人的一生非常短暫，僅靠個人力量能夠完成的事情極其有限。我有幸從事教育工作，在夏威夷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指導了許多碩、博研究生。這是拓展“文明對話”的一種方式——學生們不會照搬我的觀點、重復我說的話，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會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提出各自的觀點。

　　我的一生，無論是指導學生、撰寫教材，還是翻譯典籍、匯編叢書，都是為了讓更多人加入這場“文明對話”。這種“文明對話”心系人類共同價值，讓我們以“人”這一共同身份相互交流，從包容性的視角出發，思考如何為世界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時至今日，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就是我的學生，看著他們成長為優秀的教師、學者并影響更多的人，我感到無比欣慰。人類最偉大的能力，不是找到某種絕對真理，而是開展富有智慧的對話。我始終期待這樣的對話。(完)

　　受訪者簡介：

　　安樂哲(Roger T. Ames)，美籍漢學家、中西比較哲學家、中國哲學典籍翻譯家，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外籍首席專家、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翻譯了《論語》《中庸》《道德經》《孫子兵法》等中國經典，著有《“生生”的中國哲學》《先秦儒家哲學文獻譯解》《經典儒學核心概念》《儒家角色倫理學》等中英文著作，曾獲“孔子文化獎”和中國政府友誼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