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法歸一：薩迦寺歷史文化與藝術”展2月9日在故宮博物院開幕。200余件珍貴文物匯聚于此，以“薩迦寺的歷史”“九州一統”“薩迦寺的文化與藝術”“薩迦寺的珍藏”四個單元，共同講述西藏薩迦寺的故事及其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場重要會談為多民族國家大一統格局奠定基礎

　　薩迦寺建立于1073年，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發祥地。薩迦派吸收了多民族文化特色，并融匯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藝術精髓，在中華文化藝術史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史上書寫了輝煌篇章。1247年，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和侄子八思巴一行與蒙古王子闊端舉行“涼州會談”，為西藏正式納入中央行政管轄、奠定多民族國家大一統格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元朝忽必烈時期，中央政府建立行政機構，對西藏地方進行直接且有效的治理，開創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明成祖朱棣賜封貢噶扎西為大乘法王，繼續承認薩迦派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元明時期，薩迦派為推動漢藏文化的深度融合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現場展出的《闊端敦請薩迦班智達令旨》《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記載了薩迦班智達應邀與闊端舉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涼州會談”，他致信西藏僧俗首領，提出應當“救亂安民、護持佛法”，審時度勢地指出歸附蒙古乃大勢所趨。該文獻是說明“涼州會談”后西藏地方成為元代中央所轄行政區域的重要政治文獻。

　　“大朝國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是目前唯一能確認的八思巴用印，印文為八思巴文篆書，“大朝”是指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國，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統領釋教?，F場展出的是根據原玉印形質和印文復制的一枚木印，供日常使用。八思巴少年時隨叔父赴涼州，后深得忽必烈器重，被封國師、帝師，確立了藏傳佛教在元代宮廷的尊崇地位；他創制八思巴文，推動西藏與中央政權的聯結，還主持營建了薩迦南寺。

　　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頒賜給四世噶瑪巴乳必多吉的圣旨，主要內容是明太祖得知四世噶瑪巴乳必多吉在拉薩北部專心靜修，要求地方官民不要打擾。圣旨語言風格具有元代白話特點，反映出明朝立國之初就已經對西藏地方宗教勢力有較為深入的接觸。

　　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封授斡喃渴烈思巴為輔教王，并遣人前往西藏賜金印并頒發誥書。該誥書以漢藏兩種文字寫在提花云龍紋五色錦之上，體現了中央政權對西藏地區行使主權的史實。

　　薩迦寺形成中國藏傳佛教獨特的文化和藝術

　　薩迦寺的藝術以繪畫、銅造像以及宗教舞蹈最具特色。

　　其早期繪畫風格深受南亞與喜馬拉雅地區的影響，其中尼泊爾的影響尤為持久深遠；至16世紀，受西藏中部廣泛流行的勉唐畫派和欽孜畫派影響，薩迦寺的繪畫風氣為之一變，保留傳統繪畫風格的同時，在新建或改建的殿堂、回廊以及祖師、羅漢等題材繪畫上，均以漢藏風格為主。

　　造像藝術則深受尼泊爾影響，造型厚重，金色明亮，風格繁復細膩。諸佛造像形制高大，菩薩像神態婀娜?，F場展出的尼泊爾度母造像頗為華麗，佩戴三葉寶冠、瓔珞、臂釧與手鐲等華麗飾物，并嵌飾綠松石等寶石，整體姿態呈現典型“三曲式”結構。

　　每年藏歷七月的普巴金剛法會與十一月的大黑天法會，是薩迦寺極具代表性的大型宗教活動。活動現場能看到繪制沙畫壇城、制作朵瑪、請護法神等，這些活動既蘊含吉祥意義，又傳承著文化傳統。

　　展覽現場還通過鏡面模擬“慧海經山”場景，呈現了薩迦寺內被譽為“雪域敦煌”的經書墻——高約十米，長達六十余米，由各色礦物顏料書寫于紙上的經書共有兩萬余函，歷經700余年仍完整如初，故得名“慧海經山”，這些古籍是研究薩迦寺歷史、文化、藝術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貴資料。

　　該展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羅文華向記者表示，此次展覽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萬法歸一”，薩迦寺在13世紀的重要歷史關頭，為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另一個是“文化與藝術”，薩迦寺有獨特的文化和藝術，它極大包容、廣泛吸收、不斷揚棄，最后創新，形成中國藏傳佛教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和文化面貌。

　　他指出，薩迦派融匯南亞、喜馬拉雅與中原文化之精髓，化繁為簡；以獨特的教法傳承、輝煌的文化與藝術成就，滋養了一代代佛學大師，鑄就了其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獨特地位。薩迦派的上師們還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作出了卓越貢獻，影響深遠的“涼州會談”為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薩迦派在元代以帝師之尊，力推藏傳佛教東傳、中原文化西播，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穩固發展筑牢了堅實根基。

　　此次展覽將在故宮博物院午門正殿及東雁翅樓展廳持續展出至5月10日。自2015年故宮博物院與西藏自治區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來，雙方在文博領域持續深化合作，共同舉辦了“須彌福壽——當扎什倫布寺遇上紫禁城”“祥開萬象——故宮與西藏文物聯展”等大型展覽，并系統推進西藏文化遺產的調查、記錄與研究等基礎工作。(完)(《中國新聞》報 記者 應妮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