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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丨關志偉:全球產業變局下,應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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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丨關志偉:全球產業變局下,應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2026年01月20日 18:35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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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天津1月20日電 題:全球產業變局下,應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專訪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關志偉

  中新社記者 孫玲玲

  全球制造業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培養適應產業變革的應用型人才成各國教育共同課題。起源于德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在中國歷經逾40年本土化探索,其中,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的實踐可謂重要觀察樣本。

  作為中國第一所冠名應用技術大學的高校,其校名中的“中德”二字,烙印著引進德國經驗的起點,也見證了從學習借鑒到融合創新的完整歷程。

  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在2025年迎來了建校40周年。近日,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關志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學校如何將德國“雙元制”教育模式中國化,進而形成一套具有“中國氣質”并能為全球提供參考的應用型教育方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從名稱到淵源都與德國緊密相連。您認為該校從德國模式中學習的最核心理念是什么,又完成了哪些關鍵的本土化改造?

  關志偉:“中德”二字正是學校辦學基因的鮮明標識。40年前,學校肩負著“引進德國先進職教經驗、服務國家工業現代化”的使命應運而生。德國“雙元制”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與企業深度參與人才培養的制度化設計。在中國國情下,我們走了一條“先期重仿、長期重創、仿創結合、重在創新”的道路,將德國“雙元制”與中國產業實際深度融合,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德經驗”。

  我們不僅引入了德國“工學交替、行動導向”的教學理念,更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中高本碩”銜接的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通道。從企業員工培訓到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再到全國第一所應用技術大學、專業碩士授權單位,我們始終堅持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這種培養體系為中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樣本。

1987年,由中德兩國合作選派的第一批(共計12名)中國教師,在赴德國接受培訓期間,與德方項目協調人——Zick先生(二排中)一起拍攝了合影。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供圖

  中新社記者:在將德國重標準、重流程的“剛性”體系中國化的過程中,學校如何注入重適應、重轉化的“柔性”智慧?

  關志偉:“剛性”是我們對嚴謹標準的堅持。人才培養方案、課程標準、實踐教學規范都嚴格對接企業技術標準。例如,我們堅持4年不斷線的工程實踐教育,與行業龍頭企業共同開發專業標準。

  “柔性”則體現在我們動態響應產業變化的敏捷性上。在專業層面,我們建立“微專業”機制,針對智能制造、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校企聯合培養,快速開設模塊化課程;在課程層面,專業核心課程組基于核心能力培養目標,專業特色方向課程組采用校企協同共建的選修模式。這種機制賦予了學生應對不確定性的創造力和適應性。

2025年10月,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德擎速影車隊的大學生們對車隊首輛賽車“AFZ01”進行最后調試。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供圖

  中新社記者:人工智能、數字化浪潮正重塑全球制造業。學校如何確保教育不落后于技術爆炸性迭代?課程體系如何保持“動態更新”?

  關志偉:我們將“動態更新”內化為人才培養體系的根本機制。首先是人才培養方案的“系統性重構與敏捷迭代”。我們實行“三年大修、年度微調”,體現在人才培養方案中,包含人工智能通識課、人工智能典型應用場景的專業課程、人工智能類實踐課等。

  其次,課程內容建設依托“真實場景數據閉環”。我們推動教師深入產業一線,將企業真實難題轉化為教學資源,已建成覆蓋天津10條重點產業鏈的動態案例庫,收錄732個產業實踐案例。

  再次,以數字技術賦能“沉浸式學習”,廣泛應用數字孿生、VR等技術,構建復雜系統的數字化教學模型,讓學生在虛擬環境中安全地進行高難度訓練,再于物理設備上驗證。

  中新社記者:學校所形成的模式,在哪些方面已超越單純的學習,展現出獨特的“中國氣質”?

  關志偉: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將工匠精神、工程倫理等融入全過程。開設與專業教育融合的勞動課、美育課程,建設“勞動教育工坊”,邀請大國工匠進校園,在真實工業勞動中培育“執著專注、精益求精”的品格。

  二是產教深度融合的可持續創新機制。我們不只讓學生“進企業”,更讓企業“真問題”和“真項目”進校園。例如,與藍箭航天的合作,從承擔火箭管路測量項目起步,逐步升級到共建“智能制造技術創新中心”,共同研發的“推力室噴管激光焊自動視校及焊接技術”,解決了企業產能瓶頸,效率提升3倍。

  三是面向快速產業變革的響應速度。中國龐大的產業規模和快速的技術升級,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實驗場”“樣本庫”和“應用場景”。這種快速響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德國模式在應對技術爆炸性迭代時可能出現的“滯后性”問題。

  中新社記者:所謂“德國模式”因其對產業環境和社會共識要求極高,令許多發展中國家“望而卻步”。學校的實踐是否提供了一條更具適應性的路徑?

  關志偉:學校在40年積淀的“雙元制”精髓與工匠精神傳承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套“可拆解、可重組、可輸出”的模式。它不是簡單的模式搬運,而是提供了一套“菜單式”合作方案:既可以是整套專業體系建設,也可以是單項課程能力模塊、師資培訓或實訓平臺共建。

2019年11月,在柬埔寨魯班工坊 (柬埔寨國立理工學院)通信技術實訓中心 ,瀾湄五國師資培訓班的學員進行設備調試。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供圖

  例如,在尼日利亞魯班工坊,我們創新采用“一坊兩中心一基地”(學歷中心、企業培訓中心、校外實訓基地)的分布式架構,與阿布賈大學、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尼日利亞公司深度協同。我們共同開發了9門國際化課程、28本雙語教材,培養了441名學歷教育學生,實現了“教學鏈”與“生產鏈”在當地的閉環融合。尼日利亞校方表示:“工坊為尼日利亞工業發展提供了關鍵的人才支撐。”(完)

  受訪者簡介:

關志偉。受訪者供圖 

  關志偉,教授,博士,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副校長。第八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理事,全國汽車職業教育行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天津市汽車工程學會理事長。

【編輯:梁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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