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春2月12日電 題：東亞家牛何以蘊含東西文明交流的基因？

　　——專訪吉林大學生物考古實驗室教授蔡大偉

　　中新社記者 郭佳

　　在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前，東西方世界如何發生接觸？近日，吉林大學生物考古實驗室教授蔡大偉領銜中韓科學家在《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的最新研究，從東亞家牛古DNA的角度，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線索。透過一部鐫刻在東亞家牛基因里的“無字史書”，能否窺見一幅更為生動的史前東西文明交流圖景？近日，蔡大偉教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細解讀藏在基因中的遠古敘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學界研究史前文明交流通常關注器物、技術或農作物，為何您選擇以東亞家牛作為切入點？它在理解早期歐亞大陸交流中具有什么獨特價值？

　　蔡大偉：在理解史前東西文明交流時，“牛”具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綜合性優勢。

　　首先，牛是一種高度依賴人類管理且全球馴化中心非常有限的家畜。從全球范圍看，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兩大類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普通牛和瘤牛分別起源于近東和南亞，這意味著牛一旦出現在東亞，其背后幾乎必然伴隨著人群的遷徙、接觸或長期互動。因此，牛的擴散路徑，本質上就是人群流動和文明交流的生物軌跡。

　　其次，牛在歐亞大陸多個文明中心中長期扮演關鍵而穩定的角色。與器物或某些技術相比，牛的引入往往意味著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乃至社會組織的系統性調整，例如犁耕農業的出現、運輸能力的提升，以及農牧混合生計的形成。這使得牛不僅是交流的結果，也是交流得以持續和深化的推動力。

　　第三，從研究方法上看，牛非常適合進行跨區域、跨時間的古DNA比較。它體型較大、遺存豐富，在考古遺址中保存率高，且不同地理來源的牛群在基因層面具有清晰可辨的差異。這使我們能夠通過基因數據，直接追蹤不同地區牛群的親緣關系、混合過程及其發生的時間節點，從而彌補傳統考古學僅憑器物形態難以回答“從何而來、如何相遇”的不足。

　　中新社記者：您和團隊基于古DNA的研究，取得了哪些關鍵發現？

　　蔡大偉：我們從中國50余處考古遺址發現的500多個動物骨骼或牙齒樣本中篩選、提取、測序，最終獲得來自30多個遺址、共166例古代牛科樣本，覆蓋近萬年時間跨度，構建了迄今為止全球規模最大、時間序列最完整的東亞古代牛基因組數據集，為追溯東亞家牛演化史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石。

　　通過分析，我們首次清晰揭示出，東亞家牛的遺傳構成至少包含四個祖先成分：早期傳入的西亞普通牛、本地野生原牛、新疆混合群體以及后期輸入的歐洲普通牛。在距今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西亞普通牛傳入中國的黃河流域并與本土野生原牛發生基因交流；自青銅時代晚期至鐵器時代，含西亞普通牛和南亞瘤牛成分的新疆混合群體不斷向黃河流域滲透，持續影響了中國北方家牛的遺傳結構；鐵器時代至明清時期，中國南北方牛群進一步融合；到了近代，歐洲普通牛輸入中國，最終形成現今中國南北家牛的遺傳格局。

　　這一研究突破了以往將東亞家牛簡單歸因于單一馴化中心或一次性傳入的認識。通過對跨越近萬年的古代牛基因組進行系統分析，我們從分子層面重建了東亞家牛的“來路”，揭示了本地野生原牛在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遺傳貢獻，并明確了歐亞大陸十字路口的新疆在不同來源牛群反復進入、混合與再傳播中的關鍵中介作用。由此，東亞家牛的形成史，成為一部記錄史前東西文明互動的“基因檔案”。

　　中新社記者：東亞家牛的演進歷程折射出怎樣的史前東西方交流圖景？這種交流又如何影響了東亞古代社會的發展？

　　蔡大偉：家牛的流動，本質上是人群的流動。每一次基因融合事件，背后都對應著人群遷徙、技術傳播或文化碰撞。這項研究不僅追溯了家牛種群的遷徙與融合，更通過基因的視角，窺見古代人類社會應對環境劇烈變化的生存策略與智慧。

　　例如，約4200年前，全球出現明顯的氣候變冷事件，農業生產壓力驟增。在這一背景下，起源于西亞、更加適應草原環境與游牧或半游牧生計方式的動物，如綿羊、山羊和牛，向東亞地區傳播的速度明顯加快。社會經濟結構也隨之由以豬為主、服務定居農業的畜養模式，逐步轉向包含更多牛羊放牧的農牧混合經濟。我們發現，家牛基因流動加速的時間節點，與氣候變化及人類生計方式轉型高度吻合，這就使牛的馴化與傳播史成為記錄人類社會適應環境變化的關鍵檔案。

　　家牛對古代東亞社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首先是生產力層面的變革。牛作為重要畜力，廣泛應用于犁耕和運輸，顯著提升了農業效率，使糧食生產得以支撐更復雜、更大規模的社會結構。其次是飲食結構的改善。牛肉、牛奶及乳制品為人類提供了新的優質蛋白質和脂肪來源，打破了此前對豬肉和粟、黍作物的單一依賴，增強了人類社會整體的生存韌性。再次是社會結構的演變。養牛需要專門知識和長期投入，可能催生了早期的專業牧養人群，推動社會分工深化，并對階層分化產生影響。最后，在禮儀和制度層面，牛因其體型、價值等因素逐漸取代豬，成為更高等級祭祀活動中的重要牲畜，如“太牢”便以牛為首，反映出權力象征體系的演進和社會復雜化程度的提升。

　　中新社記者：此次的古DNA研究為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理解史前東西方交流帶來了哪些新的范式轉變？又如何據此重新認識史前歐亞大陸文明互動的性質與模式？

　　蔡大偉：傳統考古研究往往通過器物、作物等文化要素來討論交流問題，容易將其理解為某種單向的“輸入”或“擴散”，而較少關注承載這些要素的人群流動，以及外來物種、技術與本地生態和社會系統之間的長期互動。古DNA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連續、動態的生物證據鏈。它揭示的不僅是“什么傳來了”，更重要的是“如何傳來、與誰發生混合、又經歷了怎樣的本地化與再創造過程”。這使我們得以看到，史前東西方交流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個持續發生、多向互動、生物演化與文化演進協同展開的過程。

　　從這一視角看，史前歐亞大陸應被理解為一個高度關聯、相互滲透的早期“全球化”網絡。東亞并非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一個具有強大吸收、整合與創新能力的活躍區域，能夠將外來牛種與本地原牛雜交，將西亞農業要素與本土生產體系結合，進而形成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

　　東亞家牛的形成史，正是這一宏大交流格局的微觀縮影。它提示我們，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既源自內部區域文化的交融，也得益于與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之間長期而富有創造力的互動。(完)

　　受訪者簡介：

　　蔡大偉，吉林大學生物考古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動物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Asian Archaeology》主編。作為全國考古人才振興計劃創新團隊第一負責人及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長期致力于分子考古學研究，在國內率先將古DNA技術系統應用于中國家養動物起源與擴散研究，開辟了動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為理解古代社會經濟形態演變、人群遷徙與文化互動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曾主持多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項目。目前，在《Science》等國內外權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