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2月9日電 題：馬年說馬，馬是如何起源演化而來？

　　——專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鄧濤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2026年是中國傳統十二生肖年中的馬年，是以人們廣為熟知的、“六畜”之一的馬命名的年份。作為一種善于奔跑的動物，馬是如何起源的？其演化進程中怎樣從遠古奔跑到今天？又如何在全球馳騁擴散？……馬年新春到來之際，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古生物學家鄧濤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科普解讀在地球的歷史長河中，馬的“奔跑長征”如何演繹“前世今生”。

　　現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科學定義馬這類動物？其現生種類、數量及分布情況怎樣？

　　鄧濤：在生物學分類中，馬屬于動物界、脊索動物門、哺乳綱、奇蹄目、馬科、馬屬的草食性動物，其模式種為家馬，野生近緣種包括普氏野馬。

　　現生馬四肢僅有第三趾(中趾)，其余趾退化消失，適合快速奔跑，適應長期咀嚼粗糙的草本植物，具有出色的奔跑耐力，最高奔跑速度可達60公里-70公里/小時，沖刺速度可達80公里/小時。

　　馬狹義上指現今生活在地球上的馬，主要包括家馬和野馬；廣義上則可以指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所有馬類動物，包括馬科及其最近親屬古獸科，合稱為馬超科。

　　現代馬屬物種在地質時期遍布大洋洲和南極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家馬與普氏野馬為現存馬屬中親緣關系最近的物種，二者染色體數存在差異(家馬64條，普氏野馬66條)，但仍可雜交產生可育后代。馬在5500年前被人類馴化后，伴隨人類的腳步遍布于地球的各個角落，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家畜。

　　現生馬科僅存馬屬一屬，家馬為馴化種，野生種群多瀕危，包括普氏野馬、平原斑馬、細紋斑馬、山斑馬、非洲野驢(家驢祖先)、亞洲野驢6個。其中，亞洲野驢的亞種藏野驢也有人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種，北美野馬則為野化家馬，非自然野生種。

　　牛馬雖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們并稱，但馬與偶蹄目的牛親緣關系遠；與馬親緣關系最近的現存哺乳動物是驢(同為馬科馬屬)，馬的同屬至親驢、斑馬與其在遺傳與形態最接近，可雜交，但后代多不育；與馬更外側的現存近親是貘與犀牛(同為奇蹄目)。基因組顯示，馬與貘、犀牛分化于約5500萬年前，馬屬內分化在約400萬至450萬年前。

　　中新社記者：從目前化石發現研究看，馬是如何起源和演化的？經歷了哪些關鍵階段？

　　鄧濤：馬科演化始于約5600萬年前北美始新世的始祖馬，歷經體型增大、趾數減少、齒冠增高三大核心趨勢，食性由灌木嫩葉轉向草本植物，演化主線清晰、旁支眾多。

　　氣候變冷、草原擴張、捕食壓力與種間競爭，推動馬科動物奔跑能力與取食效率的協同演化。演化過程中絕大多數古馬屬種已滅絕，現存僅馬屬一屬，含馬、驢、斑馬等。

　　始祖馬(約5600萬年前，早始新世)體型如小狗，前腳四趾、后腳三趾，低冠齒，以嫩葉為食，森林棲息，是馬科最早代表。

　　漸新馬(約4000萬年前，中始新世)體型如小羊，前后均三趾、中趾增大，低冠齒但前臼齒臼齒化，適應森林-灌木過渡帶，食性加入少量草類。

　　草原古馬(約1800萬年前，早中新世)體型近現代小馬，中趾承重、側趾懸垂，高冠齒帶釉質褶皺，適應草原奔跑與高纖維草食，是馬科演化的關鍵輻射點。

　　上新馬(約1000萬年前，晚中新世)中等馬體型，單趾、側趾退化為痕跡，高冠齒更特化，為真馬直系祖先。

　　真馬(即馬屬，約450萬年前至今，上新世至現代)體型達現代馬水平，單趾高蹄、四肢特化善奔，高冠齒耐磨損，更新世擴散至亞歐、非洲、南美，成為馬科唯一存活屬。

　　馬科演化中絕滅屬種遠超現存，已命名馬科化石屬超過30個，絕滅率超90%，種級絕滅超99%，僅馬屬存活并分化出6個野生種和2個家養種。其主要絕滅類群包括始祖馬類如始祖馬、山馬等；三趾馬類如三趾馬、次馬、中新馬、副馬等；單趾馬旁支如恐馬、南美馬等，以及原馬、擬馬、上新馬等。

　　中新社記者：目前所知世界上馬類化石分布情況如何？中國馬類化石發現及研究取得哪些重要進展？

　　鄧濤：全球馬類化石以北美為演化主舞臺，擴散至亞歐、非洲、南美，最早馬類化石為發現于北美早始新世(約5600萬年前)的始祖馬，英國、法國也有同期化石，中國湖南發現約5500萬年前的丁氏曙馬，為亞洲最早馬類記錄之一，中國在三趾馬、真馬、青藏高原古馬以及馬類古DNA領域的科研成果突出，處于國際第一梯隊。

　　北美西部尤其中西部是馬科演化核心區，從早始新世始祖馬到更新世真馬，化石序列最完整；包括華北、甘肅臨夏在內的亞歐大陸晚中新世至更新世三趾馬與真馬密集；非洲以三趾馬與真馬為主；南美更新世有土著馬類，全新世前滅絕。

　　馬類始新世經大西洋北部陸橋擴散至歐亞大陸；中新世三趾馬經白令陸橋進入亞洲再擴散至歐洲和非洲；更新世真馬經白令陸橋進入歐亞大陸后至非洲，經巴拿馬地峽擴散至南美；北美本土馬類在更新世晚期全部滅絕。

　　中國的馬類化石研究在演化序列、年代標定、環境關聯、古基因組等方向形成特色與優勢，與北美、歐洲鼎足而立，是全球馬類演化研究核心力量。除丁氏曙馬外，1150萬年前的東鄉三趾馬為亞歐大陸最早三趾馬，甘肅臨夏龍擔動物群255萬年前的埃氏馬為亞歐大陸最早真馬。

　　甘肅臨夏盆地三趾馬動物群規模與保存質量世界一流，山西、內蒙古、云南、西藏希夏邦馬峰等地均有豐富三趾馬化石，其中，青藏高原高海拔單種生存現象全球罕見；河北泥河灣、甘肅慶陽、南京湯山等地發現黃河馬、慶陽馬等，構建出完整真馬演化序列；中國東北、西北等地發現奧氏馬并獲取高質量全基因組，將其滅絕時間推至約3500年前的青銅時代，為馬屬演化與馴化研究提供關鍵數據。

　　中新社記者：馬最早什么時候被人類馴化？經歷了怎樣的馴化歷程？如何評價中國古代的千里馬、赤兔馬、汗血寶馬？

　　鄧濤：目前研究所知，馬最早馴化于約5500年前哈薩克斯坦北部的博泰文化，其出土大量馬骨、馬牙韁繩磨損、馬奶脂質、圈欄遺跡，為最早可靠馴化記錄，但博泰馬可能以肉奶為主，騎乘/拉車證據有限。現存家馬主要源自約4200年前黑海-里海草原(顏那亞人相關)的二次馴化與擴散，奠定了現代家馬基因庫。

　　馴化歷程主要包括狩獵利用期(更新世-新石器早期)；早期馴化(約5500年前，博泰文化)、成熟馴化與擴散(約4200年前，黑海-里海草原)、技術與品種分化(青銅時代-歷史時期)四個階段。

　　其中，在成熟馴化與擴散階段，戰車與騎乘普及，推動跨亞歐擴散；中國晚商出現成熟車馬，西周發展駟馬戰車，秦漢完善馬政與馬具。在技術與品種分化階段，約公元3-4世紀出現馬鐙，實現閹割、飼料改良、品種培育(如挽馬、騎乘馬)，中國在養馬、馬具、育種上貢獻突出，形成多元馬種體系。

　　從科學視角來看，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千里馬”“赤兔馬”“汗血寶馬”等名馬，并非現代生物學意義上的穩定品種，而是特定優良個體或區域性類群的統稱。

　　“千里馬”并非特指某一馬種，而是對日行千里(實際約300公里至400公里)、速度與耐力兼具的優良個體的泛稱。這類馬以中國北方草原的蒙古馬系為基礎，是古代軍馬與驛馬的主力，通過世代騎乘測試，篩選擇優繁殖，其形成核心是功能性人工選擇，而非品種培育。

　　“赤兔馬”出自《三國志》，記載為呂布、關羽的坐騎，其本質是兼具優良外形與性能的頂級個體，因歷史人物加持而成為文化符號，推測其為跨地域引種且偶然出現的優良個體，其優良性狀難以穩定遺傳給后代。

　　“汗血寶馬”學名為阿哈爾捷金馬，是中國古代對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出產的馬種的統稱，最顯著的特征“汗血”現象，是奔跑后頸部、肩部出現血色汗液狀痕跡，其形成與傳播是跨大陸引種+適應性馴化的典型案例。

　　現代生物學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名馬的部分優良性狀，通過基因流融入北方草原馬種的基因庫，例如，蒙古馬可能就是汗血寶馬雜交的結果；“千里馬”的速度與耐力性狀，在現代賽馬(如純血馬)中通過高強度人工選擇與分子育種技術得到極致發揮，本質是古代選育邏輯的延續與升級。

　　中新社記者：您領導團隊對被譽為活化石的普氏野馬、已滅絕的三趾馬等均有深入研究，這些方面取得哪些進展成果？后續馬類演化研究主要目標和方向是什么？

　　鄧濤：我們的研究證明普氏野馬是一種嚴格生存于干旱寒冷氣候的動物，其在第四紀的分布向東南擴散和西北退縮的交替成為冬季風和夏季風強度的重要指示標志。

　　中國具有亞歐大陸最早的三趾馬和真馬，是這兩次與全球氣候變化密切相關的洲際遷徙事件的關鍵證據。在青藏高原發現的三趾馬化石清晰指示出高原隆升過程的細節，札達三趾馬化石研究顯示，青藏高原在500萬年前的上新世達到現代海拔高度并進入冰凍圈環境，為冰期動物在青藏高原的起源奠定了環境背景。

　　甘肅臨夏盆地早更新世地層中發現的真馬新種埃氏馬是世界上最大的馬，并具有在絕對數據和相對比例上最長的馬臉，我們的研究還闡明了其內在機制。

　　馬的演化是地球生命適應環境變遷的典型范例，跨越千萬年時光，見證了從森林到草原的生態迭代與生命自身的精準適配：始祖馬棲于熱帶森林，以四趾蹄印留存早期靈動形態；漸新馬簡化趾骨為三趾，適配灌叢密布的移動需求；中新世的草原古馬演化出發達的中趾結構，以穩健奔躍于曠野；現代馬上新世定型并延續至今，憑高效運動能力馳騁天地。

　　馬的這一演化歷程不僅是形態的持續優化，更凝聚著生命與自然協同演化的深刻規律，為進化論的發展提供了關鍵樣本。未來，我們將繼續在馬類演化、地層時代指示和環境背景變遷等方面開展深入研究。(完)

　　受訪專家簡介：

　　鄧濤，古哺乳動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第11任所長、研究員，亞洲古生物協會執委、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監事長、全國地層委員會常委、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Palaeoworld》《古脊椎動物學報》《古生物學報》《地層學雜志》《第四紀研究》《生物進化》等副主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化石》編委。

　　鄧濤研究員主要從事晚新生代哺乳動物、陸相地層和環境演變研究，領導參與大量卓有成效的野外科學考察工作，發現極為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在系統古生物學和生物地層學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提供更多證據闡明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強烈隆升及其對氣候環境演變的巨大影響。他2011年入選中國科學杰出創新人物，2013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并榮獲“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2015年入選中國十大科學傳播人，2018年獲尹贊勛地層古生物學獎。目前主持中國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項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