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進步的同時又在墮落，這句話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我們所理解的傳統歷史觀的一種重新解釋。傳統歷史觀是社會發展規律，社會是一步一步向著美好的方向，最后到達共產主義，我們要為將來美好的社會去奮斗。而盧梭則認為社會可能不是按這個直線去發展的，也不是通過否定之否定，曲折地前進，最后到達一個理想的社會，他認為不是這樣的。他批評了現代文明可能造成的種種后果，比如工業社會導致人的片面的發展，人附屬于機器，附屬于異化的東西，使人本身喪失了屬于人性方面的東西。盧梭更關心人自身的那種價值觀。現在回過頭來看，他是啟蒙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觀點比伏爾泰超前。
記者：“法國篇”的解說詞最后講到：“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法國之所以人才輩出是因為他們尊重思想，現在的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影響世界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今天中國的大學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何在？
尚杰：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與80年代比較，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變得實惠多了。尤其是6•4動亂之后，知識分子熱衷于出國、當博導、住大房子、掙更多的錢，但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力并沒有相應地提高。專家型學者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思想能力也在下降。有預見性和創新能力的公共思想家更是鳳毛麟角，主要原因是缺少這方面的土壤。
大學的教育體制也有缺陷，對教師的約束太多。這些年來我們的大學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因為學者很浮躁，急功近利。大學就像一個培訓基地，一片“繁榮”景象，沒有嚴肅和嚴謹可言。教育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百年大計，我們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西南聯大條件那么艱苦，培養出那么多讓現在國內大學感到汗顏的杰出人才。這是一種追求。如果一個人沒有了精神境界、高雅的情趣和追求，他的精神產品能夠達到的高度肯定有限，這對整個民族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記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是社科精英匯集的地方，也是出智慧出思想的地方，尤其是哲學是啟迪人們去思考的學科，可是當國家大事小事發生的時候，卻很少聽到你們的聲音，為什么？
尚杰：社科院文史哲類的學科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是被冷落的，因為這方面的話題比較敏感，又不能直接變為物質利益。不是社科院沒有這樣的人，而是他們講了電視臺不會播，報紙不敢登，出版社不敢出版。如果長期不鼓勵他們發言，那么有能力有獨立思想的學者就會越來越少。當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出現時，知識分子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們的社會，應該允許有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不同的聲音。這應該是知識分子和公共媒體共同的責任。我這里重申一遍啟蒙運動最重要的精神成果，那就是啟發人們具有運用自己智慧的勇氣。學者要考慮現實的文化問題，比如現在國內對幾億觀眾有潛移默化影響的電視節目的質量，就非常成問題。即使是娛樂節目，喜劇，也有高雅與低俗之分。我們的電視劇怎么翻來覆去拍大辮子？怎么不去拍點現實的東西？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可以說是一座能產生偉大思想和偉大文學作品的金礦，但我們為什么挖不出來？為什么在深重的精神創傷面前喪失了反思和表達的能力，而只是一味地模仿外國的東西？
舉個例子，影視中對文化大革命的表現，就非常缺乏思考，太模式化，很少從中引出積極的精神成果。在全社會，文革這十年幾乎已經在人們的記憶中被抹掉了，也許我們的民族痛苦太多，反而變得麻木而善于遺忘。歷史過去了，但我們的精神絕不能只留下空白。我們不應該以人為的方式不讓人們去想這個東西。向前看并不意味著對過去要糊里糊涂。現在還有很多做法仍然帶著文革的遺風，包括說話的方式、套話。為什么要去回避呢？當我們的后代問我們的時候，我們怎么去回答？孩子錯了要被大人打屁股，要是大人對不起孩子呢？最要命的是，我們的精神風俗中，沒有大人向孩子認錯的習慣，父母官從來把我們當成他們的孩子，如果認了錯，面子往哪兒擱？對文革我還要說一句，這是民族的災難，心靈的創傷啊，缺少反省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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