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8日電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今日載文指出，入夏以來，宏觀調控背景下的經濟運行出現了兩個新動向：
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5月份探底之后，又連續兩個月走高。據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1—7月，城鎮50萬元以上項目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7116億元，同比增長31.1%。統計局未公布單月的投資增長數據，但據摩根大通估計，7月份增速應在32%左右。顯然，這一數字同5月份的18.3%、6月份的22.7%相比，呈現明顯的回升態勢，已經接近4月份34.7%的投資增速。有人據此發表看法說，這印證了國外研究機構長期以來的一個擔憂——調控之后的反彈。
二是在鋼鐵、電解鋁、水泥等投資過熱的典型行業，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借宏觀調控之機加快收購、大舉擴張，與民間資本進入這三大行業頻頻受阻的窘況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情形被有的媒體描述為“國進民退”。
這兩個頗有些出人意料的變化不僅引起學界、輿論界的關注，也受到中央決策層的重視。針對投資增速反彈，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運用價格機制等市場化手段來提高資金使用成本，遏制投資的內在沖動，特別是要求銀行加息的呼聲日益高漲，有人預計9月份可能會有結果；針對“國進民退”，國務院國資委近日專門發文并召集中央企業負責人開會，提出央企收購活動應遵循的五條“注意事項”，其中首要的一條是“收購活動必須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嚴格遵守國家宏觀調控的有關規定”。無疑，經濟運行的新動向將在相當程度上左右宏觀調控的下一步路徑選擇。
文章寫到，目前并沒有充足的證據表明經濟運行的上述兩個動向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筆者認為，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有必要將這兩種現象聯系起來綜合考量。
我們知道，去年以來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主要起因在于部分行業、部分地區出現了投資過熱。而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迄今為止，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仍是中國最重要的投資主體。正是基于這種情況，中國的這一輪宏觀調控采取了以“管住土地、管緊信貸”等行政性手段為主的方式。實踐證明，這種調控方式較快、較好地發揮了作用，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然而在不少地方，民營經濟事實上成了受波及最大的群體。盡管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宏觀調控決不能搞“一刀切”，許多民營企業還是不幸地成為當地政府“切一刀”的對象，一些經營狀況并不好的國企卻獲得了保持甚至強化其壟斷地位的機會。
進入下半年，隨著固定資產投資擴張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壓力有所反復，對行政性調控的質疑乃至指責又多了起來。但調控之后出現反彈并不是因為調控措施本身有問題，相反，恰恰是由于調控手段貫徹不到位、地方政府執行調控政策不力甚至偏差過大造成的。其中，以所有制劃線，用不同的政策標準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就是一種最突出的表現。
文章稱，我們并不排斥在行政調控的同時配合運用貨幣政策等市場手段，宏觀調控方式的市場化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必然方向。但是，任何決策的出臺都不應脫離現實。在當前尚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完全以市場方式進行調控很可能會南轅北轍。
當下擺在高層決策者面前的，其實是一個兩難選擇：采取行政調控，將冒著政策措施在層層下達的過程中被削弱和扭曲的風險，中央需要花很大力氣同地方政府博弈；運用市場手段，則可能因為市場傳導機制的不健全而“傷及無辜”，使一些原本健康成長的經濟主體受到來自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擠壓。“兩害相權取其輕”，作為中央政府，所能做的最佳選擇也許就是繼續加大對各地方的行政干預力度，確保宏觀調控措施不走樣、調控成果不功虧一簣。至于諸如加息等價格杠桿的運用，則務必把握好時機和尺度，謹慎推出。對于中央政府來說，如何保證判斷準確、拿捏適度，這的確是個艱巨的考驗。
有學者把政府的宏觀政策調節比喻為“救火”，認為不能總是長年累月地處于“救火”狀態，必須探尋比“治標”更重要的“治本”之策。這話說得在理。問題是，我們無法置眼下最為急迫的“火情”于不顧，為了“治本”就放棄了“治標”。實際上，中央政府在此輪宏觀調控中已明顯加快了“治本”的步伐。
文章最后指出，可以料想，當中國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所有制結構等)更趨合理，所有市場主體都能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之日，也將是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真正實現科學化、規范化之時。(車海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