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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有兩篇有關“釣魚執法”的新聞，一篇是《上海閔行執法隊設誘餌查黑車2年罰款5千萬》;一篇是《上海司機疑遭“釣魚”為證清白割腕自殺》。

　　在前一篇新聞里，“釣魚式執法”已經不再是執法部門充滿“想象力和風險”的管理手段創新，而是一個利益鏈:執法大隊之下有一批釣頭，釣頭之下又有成批釣鉤，全市釣鉤多達上千個。每一層級都可從罰款中獲得現金提成，執法大隊的“提成”，大大超過了罰款指標。

　　后一篇新聞，表現為一個個案的沖突。當事白領因同情弱者而被“暴力認罰”，難以解決心理上的沖突而割腕。

　　事件發展上，前者是果，后者是因。但未必不能倒過來理解。

　　還必須提到的一個狀態是，區級城市交通執法大隊是政府機構，大多為正科級，有正式編制。但釣頭和釣鉤大多為社會閑散人員，由于提成豐厚，這已養成一個職業，招聘要求是面相和善，比較像“真的求助者”———這個職業里的大多數人收入穩定，而有人已發家致富。

　　這種致富的基礎和邏輯，不但讓人氣憤，甚至很令人恐怖。它的來源是人們的同情心，熱情和溫暖，它的指向是罰款數額，而它的中介是政府的一個執法機構。

　　上海市一個區的釣魚執法成果，2年就可達5千萬，這已不是執法，而是執法經濟。它的成本是普通人的善良之心，政府的公信之力。它的受益者是一批以欺騙和暴力謀生的人，副產品是欺善揚惡的社會風氣。因為在這種生態當中，只有你對弱者和需要幫助的人保持絕對的冷漠，只有你在任何場合“堅決不理會陌生人”，只有你對任何外來事物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你才有可能躲過不知什么時候降臨的釣鉤。

　　以上兩篇新聞給我們的信息，已經不足以讓人們在釣魚執法的法理情層面上進行討論，當它已經衍生到如此狀態時，惟一的信號是，這種做法與黑社會無異。

　　前些時，“釣魚執法”的受害人張軍Q前正準備起訴閔行區交通執法大隊，雖然之前沒有勝訴先例，但他信心很足。我并不對此個案抱有多樂觀的態度，無論他勝訴或敗訴，因為一個個案實在不足以扭轉一個形成已久的生態，更何況，這樣的生態已經不只閔行一區獨有。

　　我更關心的是，“執法經濟”的源頭如何了斷。公權力機關何時再不能在社會上“聘用”各種社會人員執法。到何時，罰款不再如“肥羊肉”一樣，像公司一樣“按業績提成”。再者，到何時，執法機關才不會被硬性規定一個“罰款指標”，以致為了完成并超額完成這個指標，辛勤地到人流中去釣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