皺眉、低頭、思忖、抬頭、再低頭……采訪中，我們和這位97歲高齡的老人一起略帶焦急地等待著他的記憶跟上來。良久，老人慢慢抬起頭，臉帶歉意地微笑說，“實在對不住，真的想不起來了。”

　　老人名叫趙振英，69年前的9月9日，作為南京受降儀式警衛營營長，他目睹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簽字投降的全過程。

　　3年前，我們采訪趙老時，他還清晰記得受降儀式的細節。老人驚人的記憶力和清晰的敘事邏輯讓我們驚嘆。日前，在軍事博物館一個抗戰影像展上，我們再次見到并試圖采訪趙老。

　　趙老拄著拐杖，但精神依然矍鑠，吐字清晰，只是記憶已經大不如前。“今天接受你們采訪，明天就會把這事給忘了。”照顧趙老生活起居的陪護對記者說。

　　但當我們問起1945年9月9日，他經歷的受降儀式時，在不斷地提醒下，他依然還能斷斷續續講出一些片段。“這事他記得，他在家里老嘮叨這個。”陪護說。

　　1937年，趙振英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但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扭轉了國家命運，他的個人際遇也就此轉向。他離開北京，前往湖北武昌，成為黃埔軍校14期學員，并投入抗戰。

　　在此后的8年里，趙振英隨部隊轉戰多地。1944年，他成為少校營長。1945年8月，趙振英所在的部隊奉命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不久趙振英接到命令，由他的第一營來負責南京受降儀式的警戒任務。

　　對于剛剛經歷艱苦抗戰的軍人來說，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

　　“我們都是作戰部隊，平時不穿馬靴，但為了顯示軍威，就臨時給我們制作了馬靴。”趙振英在3年前的采訪中對我們說。

　　9月9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大禮堂迎來了它歷史上最光榮的時刻——中國戰區日本受降儀式在此舉行。

　　塔樓上代表勝利的巨幅“V”字格外醒目。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豎著一根旗桿，旗桿上掛著同盟國中、美、英、法、蘇的五面國旗。每根旗桿下，都站著一名精神抖擻的中國士兵，他們身著美式軍裝，頭頂鋼盔與手著白手套，手持沖鋒槍。“士兵的槍我們都要檢驗，不能裝上子彈，萬一要走火，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故。”

　　接近9時，五人組成的中方受降人員入場就座。接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駐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茂三郎、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7人低頭進入會場。

　　“我記得岡村寧次把手槍交出來了，沒讓帶進會場去，他放到會場外邊了。”趙振英說，“7個人坐在那兒就把帽子摘了。”

　　日本主投降官岡村寧次在投降書寫上自己的名字，并從上衣口袋內取出印章，蓋于名下。因為緊張，岡村的印章蓋歪了，他面露難色，又無可奈何，只得讓小林將他簽名蓋章的降書呈交中方受降代表。

　　當時，趙振英就站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代表的后方，他在現場可以自由走動。“因為我要看各崗位的士兵值守情況，確保儀式安全順利進行。”他說。

　　如今，南京受降已經過去了69年，趙振英也從一名年輕的軍官變成了耄耋老人，記憶也逐漸衰退。但他不忘告訴后人珍愛和平，他說，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打完仗，還是會有仇恨在這里邊，最好是不打仗，一打仗就要死人，死人終究是一個不好的事情。“日本侵略中國，最后還是低頭認罪。我看還是和平共處好一點。”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很幸福，我們國家還是要靠年輕人來創造未來。“你們年輕人首先要自強，自強才不會受外國人的欺負，這是很要緊的。我們不去侵略別人，我們也不希望別人來侵略我們。”

　　今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戰爆發77周年，趙振英作為抗戰老戰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的紀念儀式，并受到國家領導人的的接見。他將這一幕的照片，當作另一個榮耀紀念掛在家里的墻上。(采寫：吳濟海、李東旭、趙楊、倪元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