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物價局直接出手限制房價上限。該局日前公布新規，要求在售樓盤中尚未銷售的面積部分，所標示的最高價格應低于5月14日前該樓盤實際成交的最高價格，否則將予以重罰。此舉意味著南京市在售樓盤的售價只能降而不能升。
其實，南京市物價局的新規是劍有所指的。此前，南京坊間盛傳房價將會飛漲，在恐慌性消費的帶動下，南京樓市就似一匹脫韁野馬，節節攀升。據報道，該市一年來房價的漲幅竟然高達此前一年的近三倍。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南京市物價局于5月11日下發了《關于貫徹省物價局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商品住房價格管理意見的實施意見》。按照《意見》精神，物價局先根據成本原則核定樓盤底價，開發商須在該底價之內對每一套住房實行“一房一價”的明確標示。然而，在此后南京市物價局組織的例行檢查中，竟然沒有一家樓盤按照此規定來執行。
南京市再次頒布新規顯然意在給“不合作”的房產商帶來威懾，或者力圖給恐慌中的購房者帶來心理上的慰藉。然而，此舉是否能夠帶來實效，讓房價上漲趨勢止步不前？答案不容樂觀。
我國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使地方政府成為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供給者。但是，在現有的行政考核體系下，GDP的增長速度與財政收入的規模是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體現，而“賣地生財”則是實現這兩個數字快速提升的要訣。地方政府對土地進行儲備的時間往往也就是土地升值的過程，為最終土地出讓獲利擴展了盈利的空間。正是由于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當中央政府對房地產市場重磅出擊、實施嚴厲的宏觀調控之時，有些地方政府卻以曖昧的態度不予以積極的配合與落實，甚至或明或暗地與開發商形成利益集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可以說是筑起房地產市場“高價”標桿的源頭。
正是由于這一體制性的原因，如果僅從房產市場的終端打壓房價、而不從土地供應的源頭抓起的做法，不僅暴露出地方政府身兼“裁判員”與“運動員”雙重身份的尷尬，而且也難以令房地產商信服。
商品房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商品，其價格理應由市場供求博弈的均衡點來確定。當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強行干預房地產市場之時，不僅會令房價扭曲，而且還可能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甚至形成尋租與腐敗的病灶。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于限價令，當地房地產商已然領略到其中的“實質”。有房產商人士向媒體坦言，他仔細研究了此項新規的細則后發現，這與此前樓盤定價方式相比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新規執行后，開發商只是在定價的過程和手續上變得稍微繁瑣一點而已，在如何定價、如何調整浮動幅度上仍是開發商說了算。
事實上，面對房價的飆升態勢，地方政府一方面應公開市場供給的真實數據，在輿論方面予以正確的引導，安撫市場恐慌情緒；另一方面則是要放棄“與民爭利”的思想禁錮，以立法的形式來明確土地供應量和用途。而土地拍賣所得則可以考慮構建經濟適用房，以解決困難群眾的住房問題。
由此可見，在房地產業體制性瓶頸尚未獲得突破之前，看似急風暴雨般的房價調控舉措，本質上只能是曇花一現的“秀”場，遠非民眾所期盼的、解決房價高企頑疾的良藥。(馬紅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