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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企業獨立承擔起社會責任，它們就會小心再小心

　　在現場，柳斌杰署長還回答了一些觀眾的提問。

　　有一位觀眾問道：“如果出版行業真的能夠在中國發展起來，那么對于我們普通老百姓來說，它的影響會有多大？”柳斌杰說，孩子要讀書，離不開新聞出版行業；了解新聞，也離不開新聞傳媒。豐富傳媒載體，及時快捷地提供各種新聞信息，這是現代信息社會所離不開的。另外，新聞出版業的發展，最直接的一點就是能解決就業問題，目前整個新聞出版行業從業人員已經達到了1100萬人。

　　還有一位觀眾問道：“現在出版業走向市場化了，而且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商業利益，追求市場的占有率，那會不會出現越來越多不健康的出版物充斥市場的現象？”柳斌杰說，低俗出版物的出版并非市場化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講恰恰是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惡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新聞出版單位是一部分經營得很好，另一部分就經營不下去，為了生存，經營不下去的單位就出版一些低俗的出版物以換取經濟效益。現在我們把企業變成了一個市場主體，更主要的是讓它們獨立承擔起社會責任，它們就會小心再小心。另外，市場經濟對市場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過嚴格的行政管理，遏制出現不良的傾向。

　　企業老總：我們是改革的受益者

　　在現場，一些出版發行企業的掌門人也暢談了轉企改制之后帶來的新變化，一些專家學者也表達了對新聞出版業改革發展的看法。

　　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寧說，集團已組建7年，是第一批改革受益的單位，集團按照企業用工的辦法，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措施，使大家工作的積極性日益高漲，企業的活力完全迸發了出來。吉林出版集團董事長周殿富說，5年時間里，集團的利潤由4000多萬元上升到1.4億元，如果沒有改革，就沒有吉林出版集團的今天。江蘇新華發行集團董事長張佩清說，集團成立10年來，改變了原來分散經營、三權分割、單打獨斗的經營局面，銷售收入、勞動生產率都有大幅的提高，與10年前相比翻了一番。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亞非說，時代出版傳媒上市后，發展前景看好；股票上漲對股民來說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說文化產業上市，也能有好的股票，消費者得到的實惠也最多。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任慧英也談到，作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他們早已與一些民營文化工作室建立起了合作關系。

　　最后，主持人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都會評選出影響世界的一百本書、一百條新聞、一百份報紙、一百首歌曲，但是在這些當中很少有中國的，是不是文化的影響力上依然是您心中一個難以解開的結？”柳斌杰說，是啊！從國內來說，我們現在的文化影響力也還不足以影響到各個階層；同國際上比較，世界還沒有感受到中國民族的文化是優秀的文化、中國的新聞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新聞，這與我們國家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相比極不相稱。為什么我們限定在兩年之內要完成這些任務，因為下一步的改革任務還是很艱巨的：第一步，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市場主體；第二步，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股份制的、多種經濟體制同步發展的市場主體；第三步，我們才能談得上真正建設一個有競爭力的整個新聞出版傳播的體制。所以它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我們有一種緊迫感。

　　新聞出版總署辦公廳主任劉建國、新聞報刊司司長王國慶、出版管理司司長吳尚之、辦公廳副主任馬國倉，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濤、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巖、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北師大出版集團總經理楊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周蔚華、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謝壽光、山東世紀天鴻書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鴻等參加了《對話》。 (馮文禮 )